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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萃派狗粮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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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父子兄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三席;悟骈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其源

三苏 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

苏轼、苏辙是苏洵的儿子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格拉斯哥教育学未来就业如何?

我的回答只能基于数据和概念,无法具体涉及最新的职业趋势。从概念上说,格拉斯哥教育学重点关注教育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围绕教师培训、教育、学习科学、儿童发展和家庭教育等方面展开,以促进教育的公平、有效和创新。因此,未来从事教育领域的职业,如教师、教育管理人员、教育咨询师和教育理论研究员等,会受到很大的欢迎。具体来说,教师职业是最受欢迎的教育领域职业之一。从小学到高中,每个课程领域都需要教师,而且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需要人们在大学,社区机构和虚拟学习平台上担任教师。教育管理人员是教育行业中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如校长、教育主管、学校行政领导者、教育制定者等。此外,教育咨询师和教育理论研究员也是该领域中的重要职业,可以扮演指导、评估、研究和创新的角色。总的来说,教育领域的未来就业潜力很大,而格拉斯哥教育学可以为从业者提供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思路来应对多样化、变革性和挑战性的教育环境。

三国演义中都出现过哪些出类拔萃的人物?

蜀国的五虎将: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水淹七军、斩颜良诛文丑等),张飞(长坂坡喝退曹操百万雄兵、智计禽严颜等),赵云(长坂坡七进七出、一出歧山斩杀韩家五父子等),马超(与曹操决战渭水、与张飞挑灯夜战等),黄忠(定军斩夏侯、和关羽单挑等);

三国的领袖:刘备(三英战吕布、白帝城托孤等),曹操(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围攻袁术,三战杀吕布,降刘表、张鲁,统一整个中国北部等等;诗词代表作:龟虽寿、观沧海、短歌行等),孙权(建树不大....好像是个人性格比较完善,善于用人,听取建议,是一个理想的君主)

个人:吕布(君主,号称三国武力第一,辕门射戟救刘备,多次打败曹操,杀丁原,董卓等),夏侯敦(魏国势力,从曹操时期一直到曹睿时期都是重臣,拜大将军,初期帮助曹操建立很多功绩),张辽(威震逍遥津,八百骑兵杀得孙权十万兵马落荒而逃,保荐关羽的功臣),典韦(魏国势力,人称古之恶来,骁勇非常,与张秀一战为帮助曹操脱身阵亡),许褚(魏国势力,人称虎痴,力能毙牛,骁勇非常,苍亭之战立下诱敌深入大功,间接促成了袁绍之死),姜维(前期魏国,后期蜀国,天水人,智勇双全,得诸葛亮、赵云传授兵法,法等,三国末期全能),程普,黄盖(二人均是吴国三朝元老),孙策(吴国势力,孙坚之子,人称小霸王,骁勇非常),太史慈,甘宁(吴国势力,骁勇非常...实在没什么说的,但也算一号人物),司马懿(魏国后期首席军师,顽强抵抗诸葛亮北伐的计划),郭嘉(曹操前期主要谋士,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可惜英年早逝),贾诩(魏国势力,三国时期疑似最聪明的人物,洞察人心,劝郭汜,李髉回京反噬王允的是他,帮助他们打跑西凉骑兵的是他,投靠曹操后为人低调),诸葛亮(蜀国势力,首席军师,受刘备托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六出歧山北伐,后死于五丈原),周瑜(吴国势力年轻有为,赤壁之战的总指挥),陆逊(吴国势力,火烧刘备连营,刘备之死的直接导致者)....

其实三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算得上出类拔萃的人物,每个人的功绩不同,如夏侯渊(魏),毛阶(魏),严颜(蜀),曹仁(魏),张合(魏),杨修(魏),貂禅(美女),孔融(魏),全综(吴),徐庶(先蜀后魏)等等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

还有很多文学名士比如蔡邕等。

个人人为三国里最牛的人应该是赵云。

谁能说说毛文龙是个怎么样的人?

毛文龙,字振南,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祖父毛玉山携家迁居杭州。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十一日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九岁时,父亲毛伟去世,家道中落,陷入贫困的境地。毛文龙“幼从学,习经生业[1]”,后见国势日危,效仿古人班超投笔从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去边上历练,当了宁远伯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又升为千总,守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屡立战功,深受其赏识,被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升为游击,受辽东巡抚王化贞派遣,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二千里海岸线。八月,克复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性。不久,又收复了被李成梁放弃的宽奠、叆阳、大奠、新奠、永奠、长奠六堡,军声大振,升为副总兵。随后,以皮岛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多次深入后金腹地,屡挫敌锋。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朝廷升其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赐尚方剑,加都督佥事衔。八月,派遣部将张盘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九月,率部攻打后金故都赫图阿拉的外围要塞,先后取得了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受到了督师孙承宗的高度赞赏。十月,再命张盘收复复州、永宁。天启四年(1624年),努尔哈赤派人向毛文龙议和,毛文龙将来使绑送京师,朝廷升其为太子太保、左都督。天启五年(1625年)一月,派部将林茂春收复旋城、传铁峪城。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皇太极即位,为了解除心腹之患,派遣贝勒阿敏、济尔哈朗等率大军攻打毛文龙和朝鲜,史称“丁卯之役”。毛文龙“五战而五胜[2]”,重创后金担任进攻主力的镶蓝旗,使之失去战斗力,两年后未能随皇太极南下。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说服后金大将刘兴祚归正,派部将耿仲明、曲成恩等悬师千里,深入后金要塞萨尔浒,与刘兴祚弟弟刘兴治等里应外合,攻破城池,“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3]”,大胜而归。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被督师袁崇焕矫诏杀于双岛镇江大捷

天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先收复了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七月十四日,侦得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抄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清帝康熙姥爷)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4]”,“归顺之民,绳绳而来[5]”,使得全辽震动,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恐慌。 “镇江大捷”是明军与后金作战以来的首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心。朝廷因此对毛文龙破格提拔,升为副总兵。辽东经略王在晋评价此战说:“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2]”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历史上的孤胆英雄班超、耿龚,他说:“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6]”御史董其昌则评价说:“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2]”

开镇东江

毛文龙率领一百多人取得“镇江大捷”之后,后金方面极为震惊,即遣大军反扑。毛文龙兵少难支,一度退入朝鲜。朝鲜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3]”,明军将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后金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撤兵。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招募辽东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后金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2]”东林名臣陈良训则认为:“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7]” 天启皇帝曾下诏书给毛文龙,肯定了东江镇的作用。他说:“念尔海外孤军,尤关犄角,数年以来,奴未大创,然亦屡经挫衄,实尔设奇制胜之功,朕甚嘉焉。兹特赐敕谕,尔其益鼓忠义,悉殚方略,广侦精间,先事伐谋,多方牵制,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2]”

收复金州和旅顺

天启三年(1623年)夏季,努尔哈赤下令屠戮后金占领区内的辽民。为了解救百姓,毛文龙遣军四出攻打后金:命朱家龙从千家庄进军,命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命易承惠从满浦进军,复遣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金州、旅顺一带。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予以策应。 张盘上岸后,他按照毛文龙所布置的方略,将解救百姓作为首要任务,用战船将金州一带幸存的辽东百姓接渡到安全的地方,先后接济“男妇老幼共计四千名[5]”,这些虎口余生的百姓,以青壮年居多,苦大仇深,纷纷要求参军攻打后金。张盘见民心可用,遂将这些壮丁编成队伍,共计有三十五队。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兵民合编的队伍,攻打金州,一举而下,并缴获后金军火器“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2]”,随后,又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得辽南数百里之土地,重归于明朝。 毛文龙遣将收复金州和旅顺等地,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得登莱、旅顺、皮岛、宽叆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局面。

牛毛寨大捷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毛文龙布置在后金统治区的细作飞报,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亲统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将后金军包了饺子,大获全胜。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四万大军来救。考虑到孤军深入,师老兵疲,而牵制努尔哈赤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毛文龙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 “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 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据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2]”按明朝以首级为实功,实际歼敌数往往远多于斩首数,著名的“宁远之战”明军仅仅“上首俘二百六十有九[7]”,“宁锦大捷”更是“斩获无几”、“止有丁自雄于马上斩一级[2]”,而毛文龙此二次大捷,数倍过之,尤为难得。 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8]”

收复复州和永宁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初五,毛文龙复命张盘收复复州和永宁。当时,后金复州驻军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张盘利用辽民对后金军的痛恨,乘夜袭城,大破之。后金不甘心失败,调集了更多的军队反击,张盘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斩获无数”,后金军“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2]”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失败之仇。张盘死守城池,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军无计可施,遣使议和,张盘立斩于军前,复于旅顺城外设埋伏,大败后金军。后金军只得撤走。

对辽西战场的支援

毛文龙所领导的东江雄镇,成为屹立在敌人后方的坚固堡垒,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即便有所行动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撤走。关内万家生灵的安宁幸福,皆赖于东江镇的存在。故而当时有人写诗称赞毛文龙说:“手挽东隅半壁安,漂流百战虏烽阑。” 如天启五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毛文龙即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东兵之进而捣沈阳以覆其巢,攻海州以遏其归者,已先奴一日而发,亦綦神速矣[5]”。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仅仅呆了两天(正月二十六日——正月二十七日),就不得不还救根本。 袁崇焕也曾经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2]”对此,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2]”充分肯定了毛文龙的存在,是大明边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龙一死,后金便可长驱直入京师。 毛文龙在时,后金对明朝军事行都很短暂,也不敢走远。而毛文龙被杀后,后金欣喜异常,弹冠相庆,史载“清主大喜,置酒高会[9]”,后金首领皇太极立刻起倾国之兵入关直扑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后金(清)时常直犯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保定、济南、兖州、高阳、固安、良乡等许多城市被屠城,数百万百姓遭到掳掠,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毛文龙的作用,但为时已晚。 《三朝辽事实录》无比沉痛地评价道:“崇焕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己巳,虏遂从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2]”

丁卯之役

天启七年(1627年)初,后金首领皇太极一面派遣方金纳为首的九人代表团,前往宁远与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以疑惑明朝方面。一面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杜度、硕托,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攻打东江镇,以解决心腹之患。对于后金的出兵人数,袁崇焕说有十万:“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7]”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引贼俱换丽帽丽服[5]”,冒充朝鲜军围攻铁山。铁山都司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 随后,后金铁骑乘冬季冰坚,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派部将毛有见、尤景和等逆袭后金军。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东江健儿面对武器、装备和人数都占绝对优势的后金军,毫无惧色,浴血奋战,双方互有杀伤,后金军强攻多日,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后金主帅阿敏见部队伤亡太大,占不到半点便宜,遂迁怒于朝鲜人,转而进攻朝鲜义州和安州,攻破城池,大开杀戒。得手后,又率大军移向朝鲜首都王京,准备灭掉朝鲜称王,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导敌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 天启皇帝认为朝鲜虽然协助后金,但不应该计较属国的过错,才是天朝气量。于是下诏给毛文龙,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他说:“奴兵东袭毛帅,锐气未伤,深慰朕怀。丽人导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属国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还速谕毛帅相机应援,无怀宿嫌,致误大计。[2]” 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日“拉死尸为食[5]”,仍在毛文龙的激励下,顽强作战。双方在宣州、晏庭、车辇、义州等地反复拉锯,而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困奴于银杏江[7]”,随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文龙自率兵出,大战,杀固山三、牛鹿八人,斩六千余级。[3]”阿敏不得不放弃在朝鲜称王的打算,“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10]”,东江军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丁卯之役”使得拥有数万骄兵悍将的镶蓝旗精锐丧尽,即使休整两年也未恢复元气,其余参战后金军也多有损失。是为明军与后金交战以来,所取得的最重大胜利,而这又是在明军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更加可贵。对此,登来巡抚李嵩评价说:“奴以十万之众蹂躏东江,毛文龙乃能于狂烽正炽之际,奋敌忾迅……毛帅之功于是不可著乎![7]”、继任者孙国祯(收复澎湖列岛的民族英雄)也认为:“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2]” “丁卯之役”是万历壬辰之役以来,大明雄师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参战明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下,全凭一念忠赤,一腔热血,以死尸为食,衣无寸缕地战斗在冰天雪地中!设伏出奇,力挫强敌,在华夏儿女抵御外侮的史册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职惟知尽忠报国,绝不肯偷身自免![5]”——东江主帅毛文龙战时如是说,他亲冒矢石,身中数箭,犹死战不退!在毛文龙的激励下,东江健儿人人奋勇,与后金军舍身搏斗,鲜血染尽三千里江山。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都向欧洲人介绍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10]”,并说:“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10]” 朝鲜史料则认为是朝鲜民间的义军打败了后金大军,毛文龙坐困穷岛,毫无作为。

萨尔浒大捷

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复派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贝勒济尔哈朗、副总兵刘兴祚等率2万大军进攻东江,被毛文龙击败,“降者二千人[9]”,刘兴祚率400骑兵于阵上投诚,成为后金立国以来,归正明朝的最高级别将领,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震动。 刘兴祚归正以后,向毛文龙献计:其兄弟亲族等人都在萨尔浒城中,可约为内应,袭而破之。萨尔浒位于后金大后方,是屯积粮草之所。毛文龙即遣大将耿仲明、曲承恩等,率军千里奔袭,昼伏夜行,遇到后金哨兵,即行掩杀,于十月初八日抵达萨尔浒城下,派细作入城,暗通城中刘兴祚之弟刘兴贤、刘兴治等,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城池。耿仲明等入城后,对城中八旗军民,大开杀戒,“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3]”,与刘氏兄弟等胜利还师。 后金叛明以来,攻取明朝城池,大多依靠细作内应,入城之后往往屠城。至东江军“萨尔浒大捷”,则反而以内应攻破后金要塞,屠城以归。

对后金的反间

毛文龙开镇东江八年间,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人心,鼓舞辽民反抗,“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11]”,使得后金方面“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11]”,甚至专门制定了法律,对于“毛文龙所遣来之奸细[12]”检举者重赏,包庇者严惩。 毛文龙还常投书于后金、将领,又故意泄露之,以造成后金的猜忌、杀戮,借敌之手以灭敌。史载后金“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毛将军用间以离之,奴竟杀阿骨。[11]”天启三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因疑用疑,使其自相鱼肉[5]”,用反间计除去后金大将柯汝栋、戴一位。 崇祯元年,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遣使往东江议和。毛文龙将计就计,要皇太极派重要来谈判。他为了剖明心迹,将通书奏明朝廷,“谨将其求款原文投递辅臣[5]”,并奏陈自己的诱敌之计是“放还来鞑,诱彼要人。[5]”皇太极果然上当,派遣“汗之爱将[13]”固山额真可可及三名牛录往东江,毛文龙即将来人绑送京师。皇太极闻讯气急败坏,致书毛文龙大骂:“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14]”此后,毛文龙又多次以归顺后金为饵,挑逗、诱骗皇太极派遣使臣,但皇太极都不再回信。后金使者也对朝鲜人说:“与毛相通果有之,而非与贵国以信相和,彼欲觇我也。[13]”说明后金终于意识到了毛文龙的欺骗。 毛文龙的用间手段,使得后金方面寝食难安,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首领都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展现了非凡的才智与谋略。 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则认为毛文龙与后金书信往来,是真通敌,被袁崇焕斩是死有余辜。

性情刚烈,嫉恶如仇

毛文龙“用兵也严,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15]”,所以能够得到部下的忠心爱戴,以至于被害时,“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13]”。他为人正直,“于权要绝不肯馈遗[15]”,又嫉恶如仇,“见狐媚之徒,贱如犬豕,贪墨之辈,詈骂不禁,往往以此得过[5]”,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饷断于海外,谤满于中朝![5]”

清正廉洁,不蓄私产

毛文龙尽管身为朝廷一品大员,却不置私产。史载:“毛将军揽外海外,遣妻子归故里,不载岛物产业奴婢,空空如也[3]”,“死之日,室无赢财。钱塘仅有父宅一区,山田二顷而已。[3]”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属难得。

耿介自守,不附权阉

魏忠贤专权期间,一些没有气节的大臣争相奉承,如辽东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7]”,并在奏折中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16]”,谀辞谄语,不堪入目。毛文龙却不肯阿附魏忠贤,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他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3]”

忠贞不二,以死明志

毛文龙对朝廷忠心耿耿,当袁崇焕伪造圣旨加害于他时,他误以为是皇帝要处死自己,毫不反抗,跪而请死。 明恭顺侯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17]” 意思就是说: 袁崇焕说毛文龙跪着请死,可见他从容就义,忠于国家的法律。如果毛文龙有二心,肯定会目无法纪,怎么会跪着受死。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如果他也说我有圣旨要杀袁崇焕,袁崇焕如何自保?幸而毛文龙对国家一片忠心,并不以白刃临颈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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